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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票、肉票、布票,五花八门的票证记录下物质匮乏的年代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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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当时,吃、穿、用都靠国家计划分配,日常生活全部仰仗粮票、肉票、布票、鞋票、火柴票、理、红糖票等票证才得以维持。关于那段特殊的票证历史,多年来先后已经出了十多本书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票证里的中国中的实物图片,全部来自收藏家李三台的毕生心血,从两万多枚藏品中,精选出3000多枚最具时代特色的票证。“把1949年后的票证历史全部呈现出来后,确实给我们一种很震撼的感觉。看到这些票证才知道当时中国人经历了些什么,否则很难理解什么叫‘自力更生’,什么叫‘艰苦创业’。”编辑罗财勇说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藏家收藏两万多张票证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平凡的世界、饥饿的女儿等小说,都对改革开放前的物质匮乏时代有详细记录。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,生产什么、生产多少,全都由国家根据社会和人们的需求来统一安排与分配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从1955年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刷使用暂行办法开始,票证进入了老百姓生活,全国2500多个县市,还有一些乡镇,都各自发放和使用各种商品票证,对商品进行计划供应。此外,一些大型企业、厂矿、农场、学校、部队、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。中国的票证之繁杂,堪称世界第一。当时没有这些票证,简直无法生活,出门也寸步难行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藏品越来越多,李三台产生了办一个民营物馆的念头。他把自家的二层私人住宅腾出来,又忍痛卖了一套苏联印制的人民币,把所得的10多万元用作启动资金,终于在2003年,开办了“柳州市票证物馆”。遗憾的是,囿于场地和经费限制,能在物馆里长期展出的,只是他全部藏品的十分之一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2015年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罗财勇知道这个物馆后,萌发了出版一本票证图文书的想法。李三台非常赞同,拿出所有票证藏品供出版社扫描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特殊时代的集中展示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李三台的收藏种类繁多,从晚清民国开始,延续到新中国成立,又跨越千禧年。几经思考,罗财勇决定聚焦1949年之后发行的票证,把这段特殊的历史完整呈现出来。因此,票证里的中国和以前出的相关图书最大的不同,就是通过粮票、油票、布票等九大门类票证,全面、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计划经济时代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民以食为天,粮票自然是家家户户的“命根子”。当时粮食和粮食制品都实行凭票供应,没有粮票就买不到吃的。去饭店和食品店不带钱可以,但没有票证没人卖东西给你。因此在李三台收藏的票证中,数量最多的就是粮票,通用粮票、豆制品票、奖粮票、补差粮票、军区专用粮票……全国各地的粮票种类可谓五花八门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在困难年代,肉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奢侈品,逢年过节才能沾些荤。从1958年起,由于猪肉紧缺供不应求,人们需要凭票定量才能买到猪肉。在李三台收藏的肉票中,除了标明重量的普通肉票,杂碎、内脏、脂肪,甚至连骨头都有特定的票据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不过从书中可以发现,虽然当时肉类紧缺,但国家对特殊人员还是会给予一定照顾,比如产妇肉票、病人肉票、肝类病肉票、60岁以上老人肉票、老红军肉票等。在农村,家里有人去世也可以在公社大队开具证明,购买3~5斤猪肉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微量票证展示极限匮乏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书中还收录了不少“微量票证”,进一步展示了当时物资匮乏程度。所谓“微量”,是指票面显示的物品重量实在是微乎其微,比如半两肉票、三钱鱼票、一分钱油票等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从李三台的收藏可以发现,微量票产生的原因在于原材料极度稀缺,不得不最大限度压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。1958年,辽宁省岫岩发行的一分钱油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。一分钱油票可以买0.5克油,要攒整整100张油票,才能买到一两油。1962年,福州市百货公司供应过半块肥皂票,也因为当时国家连制作肥皂的植物油料都缺乏,肥皂又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,一块肥皂就只能分成几块来供应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南京粮食局1960年发行的一钱粮票,则表明微量票的出现还与“左”的路线有关。那张粮票上印着“大跃进”时代的宣传画,麦子长得高过人,寓意农业大丰收。而票面上却印着“一钱”(也就是5克)字样,两相对比,构成极大的反差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然而就是这些面值小得可怜的票证,很多普通人还得不到。1963年,上海水产公司印的三钱鱼票,就限定华侨才能购买;芝麻半两,同样也只限华侨。广东省1966年发行的侨汇商品供应证中,华侨才可以买0.2尺布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票证背后的沉默历史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除了李三台为各门类票证写的简单说明,票证里的中国主要以实物图片为主。文字信息虽然不多,但从中仍然可以管窥一个年代的社会史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1959年的两张“觉悟票”,诞生于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时期。当时全国到处都采用平均主义供给制,干多干少都一样,“大锅饭”严重损害群众的积极性。于是,觉悟票就带有奖勤罚懒的作用,对劳动好、踏实肯干者发红票;对散漫、不按时上下工的发绿票以示惩戒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1960年代初大饥荒时期,某些特别艰苦的地方每人每天甚至只有二两口粮。饥饿导致营养不良,很多人得了水肿病,随后就出现了“水肿病营养物资供应券”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而当时全国都出现的“奖粮票”,背后更有一段心酸历史。罗财勇说,当时农民生产出粮食后,以公粮的形式卖给国家,国家再凭粮票分配给城市居民。“国家为什么要通过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农民去多卖粮食呢?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卖。为什么不愿意卖?肯定是农民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了。”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改革开放后,随着国家经济得到发展,城乡居民生活物资日益充足,票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1993年,全国粮油购销体制改革,粮油价格放开,全国范围内取消了粮票和油票,“票证年代”也宣告终结。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遗憾的是,在票证收藏上耗费毕生心血的李三台,最终没来得及等到票证里的中国出版,于2017年去世。那些发黄发旧的票证背后更多的故事,不管李三台的妻子、儿子,还是罗财勇,都已无从知晓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李三台 著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版
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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